蔑視是使另一群人喪失人情味的第一步。

不過陳女雖然沒有刑事責任，但仍有可能要負行政責任，因為《個資法》第47條規定，非公務機關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者，會被主管機關裁罰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個人資料保護法》在第19條及第20條分別就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蒐集或處理」及「利用」情形有所規定，必須要有法律明文、增進公共利益、有利於當事人權益……的情況使得為之。

且公布的姓名及照片也都是在網路上公開的資訊，即便被網路文章刊出仍不會使商女之丈夫與女兒的名譽或隱私受到嚴重侵害，因此法院認為陳女的行為並不符合《個資法》第41條之要件，做出無罪判決。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商女丈夫、女兒部分經起訴後，士林地院也判決陳女無罪。「姓名」不用說當然是個資的一種，而「照片」則算是提供個人之「特徵」因此為個人資料的一種。不過士林地檢署就商女提告部分，給予不起訴處分。

不過後續在網路上公布商女一家個資的行為，則違反《個資法》第20條第1項，對於個人資料「利用」之規定違反利用個資之規定，但無刑責 陳女所持有商女一家人的資訊，皆是從LINE或是臉書等社群軟體上所找到的公開大頭貼、相簿蒐集而來，這部分並未違反《個資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經「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的規定。研究人員剛剛開始研究充滿蔑視的消息對選舉結果的影響，而初步的研究結果不明確。

我甚至希望他因為酗酒而早點往生。如果「可鄙的人」無足輕重，那麼我就可以放心地忽視他們的期望和恐懼。當群體的凝聚力轉變成黨派的傲慢態度時，問題就出現了。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專攻他所謂的「自以為是心理學」。

就算他是笨蛋，馬爾科特也不該以斷章取義的方式，表明所有反對墮胎的行動主義分子都是虛偽的歧視女性者，因為這麼做毫無事實根據、不公平，而且目中無人。這聽起來確實很糟糕，但對方實際上不曾說過或暗示過這些話，也不曾在質問支持合法墮胎法案的作者時，表現出不禮貌或拐彎抹角的態度。

例如，不人道地嘲弄那位無法摧毀反法西斯主義標牌的自閉症男子——起鬨者（及其仰慕者）受到道德優越感的束縛，以至於同理心有缺陷。」思考一下他的告誡吧。二○一六年的選舉清楚地表明，偏執的多種形式並不是多數人以為的禁忌。不過，卡瓦諾好鬥、握有實權、冷酷無情，再加上參議員密契・麥康諾（Mitch McConnell）說共和黨決心縱橫捭闔，因此我在暴怒之下沒把卡瓦諾當成人看，任由不屑的心態醞釀。

此外，我認為大多數的酗酒者都經歷過創傷或情感方面的忽視。松本和其他人都提過這點。馬爾科特在〈假憤怒之日：保守派其實不關心晚期墮胎〉文章中，斷定反對墮胎的行動主義分子聲稱對胎兒生命的愛，完全不可信。「輕蔑，」他寫道：「把受害者描繪成應該遭到嘲笑的丑角，或不值得關注的小人物。

如果我沒有可以產生共鳴的夥伴，那麼不愉快的感受與騷亂會威脅到我的理智。他認為蔑視的破壞性在於，我們漠視自己視為道德低下的人，所展現出的疏離感。

《沙龍》作家阿曼達・馬爾科特（Amanda Marcotte）隨即表示，這些人佯裝憤怒。這是一種權宜之計，卻不一定是人道、公正或有效的方式。

許多心理資源用於抵禦污名化，卻幾乎沒留下建設性的回應。松本認為，只有在大多數人認為議論中的行為是一大禁忌時，例如恐怖分子的行動，藐視惡人才有可能具有建設性。表達我們的集體憤怒當然是適當的，甚至很重要，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川普威脅的群體。其他情感因此減弱了，例如同情心。馬爾科特在文章中寫的內容也一樣：充斥著沒有事實根據的虛偽指責，令人抓狂，或更糟糕的是，高傲地暗示她更了解他們反對墮胎的原因。雖然我沒有寄恐嚇信給卡瓦諾的妻子，但在他的提名聽證會上，我無法對他產生半點同情心。

他的貶低簡明扼要，例如「騙子希拉蕊」、「走下坡的《紐約時報》」。我也明白，卡瓦諾在有害的陽剛文化中成長，因此受到不少傷害。

他在集會上發表煽動群眾的抨擊性長篇演說，也對民主規範妄加指責。憤怒和厭惡交織在一起，就會形成輕蔑的態度，能輕易地使我們蔑視的對象缺乏人情味。

依我看，對話中的輕蔑語氣就像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懲罰——是我們對僭越道德者的報復方式。他譏笑我們時，我們就回敬他。

文：艾瑞卡・埃特森 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二○一九年，維吉尼亞州通過懷孕晚期的墮胎法，激怒了反對墮胎的人。這就好比我告訴保守主義者，我支持法律規定打孩子屁股是非法的，因為看到打屁股對孩子造成的傷害，令我很難過，然後他們說：「妳根本不關心孩子，妳只是想打壓父母的權威。很少有證據表明蔑視是偏左派候選人的致勝法寶，而且有很大的風險會疏遠那些感到悲哀的中間選民。這並不是說，表達偏見不應該有負面的後果，畢竟責任和定義界限都非常重要

例如，不人道地嘲弄那位無法摧毀反法西斯主義標牌的自閉症男子——起鬨者（及其仰慕者）受到道德優越感的束縛，以至於同理心有缺陷。很少有證據表明蔑視是偏左派候選人的致勝法寶，而且有很大的風險會疏遠那些感到悲哀的中間選民。

隨著我們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我可能會變得麻木不仁，接著忽略他們的痛苦，甚至與他們誓不兩立。「輕蔑，」他寫道：「把受害者描繪成應該遭到嘲笑的丑角，或不值得關注的小人物。

他的貶低簡明扼要，例如「騙子希拉蕊」、「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他譏笑我們時，我們就回敬他。

蔑視是使另一群人喪失人情味的第一步。二○一六年的選舉清楚地表明，偏執的多種形式並不是多數人以為的禁忌。表達我們的集體憤怒當然是適當的，甚至很重要，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川普威脅的群體。雖然我沒有寄恐嚇信給卡瓦諾的妻子，但在他的提名聽證會上，我無法對他產生半點同情心。

這並不是說，表達偏見不應該有負面的後果，畢竟責任和定義界限都非常重要。這就好比我告訴保守主義者，我支持法律規定打孩子屁股是非法的，因為看到打屁股對孩子造成的傷害，令我很難過，然後他們說：「妳根本不關心孩子，妳只是想打壓父母的權威。

《沙龍》作家阿曼達・馬爾科特（Amanda Marcotte）隨即表示，這些人佯裝憤怒。」思考一下他的告誡吧。

研究人員剛剛開始研究充滿蔑視的消息對選舉結果的影響，而初步的研究結果不明確。無論是誰寄電子郵件給最高法院法官、被指控為性侵犯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妻子，傳達「願你、你的丈夫及孩子生不如死」，都是太超過了。